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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皇冠游戏平台:走近老教授·张才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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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皇冠游戏平台,编者按:为推进我校大学文化建设,挖掘建校65年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展示铭记在历代建设者心中的难忘记忆,进一步凝练和弘扬以“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厚德笃学、知行合一”为基本特征的大工传统与大工精神,学校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校团委、研究生院、离退休工作处联合开展了“走近老教授·寻找大工记忆”系列活动。成立了以新闻中心为主体的采访小组,采访了建校初期的百余位老教授,将老前辈们的难忘经历付诸笔端和镜头。值此校庆65周年之际,新闻网将陆续推出老教授们的口述回忆文章和视频,听前辈们讲述学校创建发展的历史、求实进取的历程、珍贵回忆的力量;重温大工故事,留存大工记忆,接受更为直观的大工传统和大工精神的教育,继承和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和精神,不断奋进,再创辉煌!

人物简介:

人物简介:

张才蕙,女,1933年5月生,汉族,浙江省温岭人,中共党员。1955年7月大连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毕业后留校,1982年晋升副教授,1992年晋升研究员,坚持工作教学双肩挑,曾任半脱产政治辅导员、共青团化工系总支书记、院团委委员、化机系党总支副书记、化工原理教研室助教、大连工学院团委副书记、化工机械教研室讲师、副教授。1984年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1994年退休。2001年开始担任大连市老教授合唱团团长。

陈方培,194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1950年7月调到大连工学院物理系任教,1950年至1952年曾任物理系学生辅导员,1992年退休。长期从事基础物理、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因教学成绩显著,多次获得教学质量优秀奖。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79年至1992年曾任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理事。科研方向为广义相对论和引力规范场理论,曾对有挠引力做过深入研究,对引力场的能量动量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从1955年毕业留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大部分时间是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和学生们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回到教研室给学生们授课。校风建设对学校的发展和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是在大工成长起来的,大工的校风熏陶了我,培养了我,我一直都把继承和发扬我校的优良校风作为己任。校风是一笔无形资产,这是我在大工学习、工作的深刻体会。

命运多舛的物理系培养了四位院士

新中国成立前,在初中上学时,我对共产党一点认识都没有,进入高中,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我才接触了一些搞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对共产党有了些认识和向往。新中国成立后,我入了团,对革命活动很积极、很向往。在这种心态下,1951年高考时,我报考了由共产党创办的大学——大连工学院。虽然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响,大连离鸭绿江也很近,但我没有犹豫,我愿意上老解放区,愿意到艰苦的地方(东北当时在江南孩子眼里就是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我校在1949年成立之初就开设了应用物理系,系主任由后来成为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的王大珩先生担任。那时他刚刚从英国学成归国,就被聘请到我校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只有综合型的物理系,没有与工程技术相结合的应用物理系。王大珩先生在应用光学领域研究颇深,因此他大胆地提出在我校开设应用物理系。

由于大连及东北地区缺乏生源,我校及东北地区其他高校也都是到外地招生。所以,那时候一列列火车拉的都是外地来东北上大学的年轻人。1951年8月我们华东考区的新生在上海集合后登上开往东北的专列,同行的还有很多到东北工学院、哈工大报到的南方学生。那时候从上海到山海关的铁路线都是单轨,火车一路上要互相错车,走走停停,我们这列火车居然行驶了五天五夜才到沈阳,住一宿,次日才到大连。

那时候正在筹办的应用物理系,还要为全校所有工科学生开设普通物理课。物理课教学需要做实验,但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国内根本买不到实验仪器。面临这一难题,王大珩先生没有退却,他果断地提出:“我们自己造仪器!”

在火车站 ,我们受到大哥大姐们的热情接待,随他们来到一二九街南院。当时我最大的惊喜就是看见了挂在南院大门口的那块牌子:中国共产党大连工学院委员会。啊!我终于看见了党组织!(因为当时华东地区的党组织尚未公开)

大连是个工业城市,具有先天的优势条件,制造仪器的材料也不难买到。那时我校也有工厂,工厂里有些老师傅技术很强。王大珩先生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带领教师们开始设计和试制实验仪器,顺利地渡过了难关。王大珩先生的这一创举在国内引起了不小反响。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我校将自主研发的仪器带到北京展览,受到其他兄弟学校的广泛好评。

大连工学院是由党亲手创办的正规大学。它的任务就是为新中国培养高级建设人才。校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他们不仅是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而且还是才学过人的高级知识分子。我校还有一批中层干部,他们中很多都是国统区名牌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大大学、武汉大学等)中学生运动的骨干,他们朝气蓬勃,思想活跃,富有创意。如丁仰炎同志的形势报告、雷天岳同志的青年修养讲座,都是深受师生欢迎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新中国栉风沐雨,全国上下都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考验,我们的教育事业也在起起伏伏之中艰难发展。物理系的发展,就是我国教育事业在那个历史年代的一个缩影。

建校初期,我校师资十分缺乏,学校派专人去香港通过地下党组织到北京﹑上海等国统区和留学归国人员中招聘人才,请来了王大珩﹑张大煜﹑毕德显﹑彭少逸等数十名知名专家﹑学者,他们多半是追求革命,立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知识分子。屈伯川院长把他们尊为上宾,充分信任,委以重任,使他们非常感动,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积极性。例如,物理系在王大珩教授领导下,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制作仪器,在当年就为全年级580多名学生开设了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王大珩始终铭记屈伯川院长的知遇之恩,在1991年5月重返大工时,仍无限深情地对他当时的学生说:“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十分舒心、精神振奋的一段美好日子。”

作为物理系第一任系主任,王大珩先生不但在科研上独树一帜,成就非凡,而且在教学上也有所建树,成绩斐然。但遗憾的是,他在我校工作仅三年就被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我国的激光技术就是由他领导发展起来的。他在上海和长春都开办了光机研究所,在长春他还创办了一个光学机电学院。

在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是来自南方和京津一带,其中不少人认为到大连到老解放区,进党办的大学就是投奔革命﹑参加革命来了。也有一部分人来自延安,他们多数是党员,由于没有进过正规的中学,学习基础差,但他们十分顽强,思想觉悟高,学习目的明确,个个刻苦学习,吃苦耐劳,关心集体,热爱同志。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给要求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带来了珍贵的延安精神,这种精神培养了独特的班风,使同学们在这个集体的熏陶下健康成长,而且这种风气不仅影响了一个班﹑一个年级,甚至全系﹑全校。当时在大工,“老大哥起带头作用”是喊得很响的,低年级的弟妹们都非常心服、羡慕。

物理系成立第一年并没有招新生,学校从各个系抽调二年级学生来物理系学习。物理系第一届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仅三年,在物理系仅读了两年,在1952年由于国家需要就提前毕业了。其中有人就分配到长春光机研究所即王大珩先生领导的单位。在1952年,物理系三年级和二年级都只有20多个学生,后来,这两个年级每班走出了两位院士,他们分别是第一届学生王之江、姚骏恩,第二届学生陈佳洱、宋家树。这两届其他学生也都有很大成就,他们或在科学院工作,或在高校担任重要职务。物理系第二、三届学生于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到吉林大学。

总之大工建校伊始,革命气息就十分浓郁,我们一入学就感受到了火热的革命激情。这个火种是由延安人撒下的。大工的优良校风,也是由领导倡导,身体力行,由全院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下逐渐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各行各业积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当时强调不光政治上要坚决倒向苏联,在教育科研方面也要学习苏联。苏联工科学校受工业部和教育部的双重领导,学校教学计划要跟工业部的生产计划相结合。但科学的发展是综合性的,很多工业上的应用需要物理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在没有一定的可行性研究之前,谁也无法预知前景。如半导体材料的广泛应用与飞速发展,现在的手机、录音机都应用了半导体,但在半导体被发现之前,人们根本无法预料它对未来技术的影响。如今看来,那时过分强调向苏学习确实是走了一条弯路。由于向苏联学习,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将我校物理系撤销了,只留下20多个教员讲授工科学生基础物理等课程。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代,我校物理系才重新成立。

1953年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至今我还记得我的入党介绍人与我的谈话。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一个地下党员,大学时参加学生运动,一天接到组织通知立即转移,就到了浙南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批准了他继续求学的申请,1949年考入我校,是第一批学员。后来他留校工作,是我们系的团总书记。他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我说,为了党的事业,我愿意为这个事业而奋斗终生。如果入了党,有党的教育和关心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问我:你为入党做了哪些思想准备?见我有些不解,他严肃地说起自己的经历:他是在地下入党的,当时他的介绍人告诉他,你今天入了党,明天如果被捕了,你就不会回来了。而你如果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可能关几天就放你回来了。入党,你做好牺牲的准备了吗?这番谈话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于是,我主动找来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卓雅和苏拉的故事》等革命小说,对比英雄们的事迹,进一步坚定了参加党的决心。入党介绍人还对我说,一个党员和组织的关系,不是一个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党员是在党的组织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入党以后不能完全依赖党,你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战斗能力,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入党前的这些教育,对我一生都是有用。

那时候,全国上下冒进的思想比较严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亩产稻米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这种浮夸作风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教育领域也未能幸免。在科学领域,原子能与半导体的研究比较“吃香”。那时候中国正在试制原子弹,有些老科学家的基础知识比较雄厚,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原子弹造出来了,人造卫星也造出来了。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下,我校物理系不仅要开办原子能专业、半导体专业,还要对工科开课、应对工厂的技术咨询(工厂遇到技术难题往往来找我们解决)。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将一个专业办好都很难,最基本的办学条件都无法达标。同时其他各个系也都在搞跃进,纷纷开办新专业,扩大招生名额,所以物理系所承担的基础物理课量也随之增加,20多个教师捉襟见肘,工作起来实在困难,所以教学质量就乏善可陈。

那时候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非常重视,在学生中开系统的“青年修养”讲座,宣传部定期做形势报告;组织部经常给党员讲党课。这些对于当时没有建立起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思想启蒙。怎样对待当时的政治形势,怎样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这些党课报告的记录,我到现在还保存着。

“大跃进”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冷静下来。1960年7月,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六字方针,一些过火、浮夸的项目立即下马。受此冲击,我校物理系又停办了。1963年以后停止招生。

范大因同志(时任教务长,1956年任副院长)在大学时参加过与国民党特务的斗争,1938年到延安,曾经在延安抗大学习、工作过。他在我们学生心目中非常有威望,非常关心我们这群年轻学生的思想成长。他讲党课的时候总能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个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中的体会。我们五十年代的党员都记得他的一句名言:“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一打满天飞。”意思是说在革命队伍里,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委屈,受到一些批评。假设你是一只“家鸡”,即使打了你,你也在家周围团团转,不会离开这个家。如果你是一只“野鸡”,一打就满天飞,就跑了。在革命队伍里不会一帆风顺的,也可能会受到挫折,受到委屈甚至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你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你是不会对党三心二意的,你肯定是围着党转的。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党的团结,有时候需要委曲求全的精神。范教务长的这句名言深入人心,对我们这一代党员的影响非常巨大,帮助我们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

1966年6月,声势异常浩大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被迫全面停止招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校的党员干部都受到了冲击。范大因同志也挨批斗了,造反派认为他的“家鸡野鸡论是驯服工具论”。有的党员干部被开除了党籍,有的受到了严重处分。处于厄运中的党员干部,坚守的正是范教务长的名言,即使受到了委屈,受到了挫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心还是跟党在一起,相信会有拨乱反正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记得“文革”后有一天,范大因同志见到了我们,他说:“对不起你们啊!家鸡野鸡论害了你们。”我们几个人当时一致表态:我们都愿意做“家鸡”。

二战期间,希特勒和丘吉尔曾经有过这样的“君子”协定:德国不轰炸牛津和剑桥,作为回报,英国不轰炸海德堡和哥廷根。即便如希特勒这样的人也明白,无论战争胜负属谁,最终要重建欧洲都离不开这些大学培养的人才。后来欧洲能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和这些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光是欧洲,战后日本、韩国的崛起,其根本都在于对教育的重视。反观中国教育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经组织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大,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停止过办学,还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费孝通、季羡林、冯至这些彪炳史册的人物。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大学竟然完全停招三年,一个国家的大学竟然在和平时期完全停摆三年,这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由此可见,“文革”对中国教育的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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